题签书法历史悠久。无论是诗文集结成卷，还是书画集结成册，总要有签条彰显该卷册之内涵，以期简捷方便地引起读者之注意。题签之作既是该卷册之题目，也是该册之点睛之处乃至灵魂的外化。为此，题签之作也就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书法形式。

题签之于书籍无疑是不可或缺之点睛之作。三五个字的签条要写得与书籍内容形质统一、意象相得，实在是一件思接千载、下笔一瞬、妙迹天成之雅事，看起来似乎是信手拈来毫不费力之事，但细究其源却非大手笔不能为也！

被誉为“旷代草圣”的陕西书法大家于右任先生，是近代最有中华文化素养、最有艺术创新精神的书法大师，他的诸多题签书法作品虽是“小题”，可却真情洋溢，精益求精，艺术魅力可品可鉴，实为“大作”。这种对待细小之作的真挚情感、苦心斟酌，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书写态度，对于中国当下书坛，无疑有强大的榜样和借鉴意义——

西汉丞相萧何主持修建汉城未央前殿后，“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水”，这种记录大字榜书的创作过程，反映了当时书法艺术对社会影响的盛况。千古史册传此佳话，令人神往。然而，相对于大字榜书来说，小小题签的观赏价值、文化内涵、社会影响其实也不可小觑。

在编辑《于右任书法全集》的十几年间，我涉及了诸多于右任先生的文化思想、审美理念和书法艺术创作，有幸涉猎了于右任先生墨迹所存的诸多载体，其中数百部书籍题签使人爱不释手、浮想联翩。面对琳琅满目之卷册，分类分析，反复感悟，亦略有所得。这些作品大多是先生晚年居住台湾时所作，更可见先生晚年人书俱老之境界。在这些敛尽铅华与火气的小小作品面前，你会看到一个饱经人世沧桑的人，一个放下世俗尘念的真人，一个单纯而又丰富的人，一个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书法大师。

　“易识”而美丽 推崇阳刚之美

　　题签书法：真力弥漫 赤子之心

“易识”是于右任先生创立的“标准草书”四条标准之首位（其他三条标准分别是“易写”、“准确”、“美丽”），也是其题签书法第一个特点及艺术魅力之重要所在。即使身居高位，于右任先生仍然保持着普通百姓的本色，始终坚持普世之作、易识为要的理念，并身体力行，费心斟酌，令人感佩。于右任草书成就最大，晚年草书成为海内书家、文化人所共仰之典范、传品，但是为了让广大受众也能看懂，他在题签中却大量使用行、楷，只在与书法有关的书封题签中偶尔使用草书，其目的就是为了大众“易识”。他所题《晋唐楷法大观》《吴昌硕画宝》等书籍，均以由魏碑楷书脱胎而出的楷书为之，“易识”而美丽，心怀大众用心苦！

真力弥漫、阳刚气盛是于右任先生题签书法的第二个特点。

这位渭北高原从艰难困苦中走出的关中农民的儿子，从小就有赤子之心、爱国情怀、勇敢之气。对清朝封建统治有叛逆精神，有坚强意志。民国初年，在陕主持军政大务时，屡次受挫，“虽九死其尤未悔”。在人也不堪其状，避居耀县药王山时，依然不改对书法的热爱：“洗涤摩崖上，徘徊造像间”，研究北魏书法，写了以草木喻人喻事之《民治校园纪事诗》，并与孙中山先生一起提倡大家书写具有“尚武精神”之魏碑，把书法学习与民族精神之振兴结合起来，这无疑是对中国书法审美理念的健全与升华。其书法创作，毕生都未离开这一最高追求。

上世纪三十年代，于右任创作了大量楷书、行书作品，都践行了这一精神与书法审美意象的追求，其大气磅礴、真力弥漫令人震撼的大量书法作品，成为阳刚气盛的典范。这一书法审美理念与追求，成为他一生书法的厚重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品鉴他的题签书法，也须在这一前提下步入，无论其著作是哲学、理学还是艺术，于右任先生总是以自家精神气质贯穿其中，超今远古，义薄云天，非第一等胸怀、第一等笔墨弗能为也！其晚年书法虽与中年时相比，多了一份静气，少了一份火气，多了一份儒雅，少了一份粗犷，多了一份阴柔之美，少了一份阳刚之气，但真气、真力弥漫其中，只是刚柔相济，中和为美更为明显而已。

形质相辅 意象相通

　　书艺：追求率意天然之奇趣

书籍本身以其内容所使，有严肃庄重者，有风流多韵者，有大气磅礴者，有典雅浑穆者……凡此种种，可为人间百态毕具其中。于右任先生题签时，能尽量使之形质统一，书籍内涵与题签书法在意象层面正相契合，或飘逸洒脱，或稚拙天真，或粗犷不羁，或谨严求正，或斜曲随意，大小、疏密、斜正在一支意蕴深厚而又变化多端的生花妙笔之下，小中见大，形朴神异，可谓近世大师之笔，古今书林之最，常读常新，令人叹为观止。

我从分类分析中发现，于右任先生在题签时始终用点睛之笔寻找与书籍精神内涵的契合点。从他早年所题《留学指南》《草书月刊》起，诗集、纪念集、画集、书法集题签，我们总能依稀感到题签与书籍本身间的意象相通之处，有时几乎是可以意会而不好言传。

“佛”是于右任先生十分尊重的。为佛教类书籍题写书名，他既一丝不苟、庄严正大，又将“佛”字结字变形，以斜辅正，趣味多端，绝不一字万同。先生构思之妙，笔法之活，令人遐思不尽。正应“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之偈语。

因此，形质相辅、意象相通无疑是于右任先生题签书法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于右任先生题签书法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翰不虚动、唯美是求。古人于书法讲“翰不虚动，下必有由”，其实就是指书法对形式美的追求。书法作品的形式美是书家精心以求的审美理想的体现，也是书家艺术技法修养之物化形态。于右任先生早年习“二王”、褚遂良等大师作品，后转而以习有尚武精神之北魏碑刻及墓志书法。其魏碑作品置之北朝碑志之中，居然很难区分高下。但于右任毕竟是有创造性的书法大师，他在坚实北碑楷书基础之上，大胆运用篆、隶、行、草笔法笔势，从而写出了超越古人、超越当下的大气磅礴、独树一帜的楷书、行书作品。

中国书法起于用笔，基于结字，成于章法，美于气韵。笔法笔势、结字字势美的追求是中国书法美的最基础的形式构成因素。“技近乎道”，技道同一是其要义。中国书法的形式元素（用笔、结字、章法）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从这一实际出发，对成熟的书法家我们可以说个性化的形式就是内容。古人所谓“书为心画”，从书法的角度讲，蕴含着书家审美理念、感情表达甚至瞬间感情波变的形式就是“心画”，就是“内容”。清初大书家傅青主曾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四宁”、“四毋”是特指有了相当造诣的书法家应追求的终极审美意识。近代王世镗先生论书诗“一留一走莫安排，功力天然两取裁。颇怪世人偏错误，草书怱遽正书呆。”作为王世镗的伯乐与好友，于右任先生晚年书法的确进入了化境，无法有法，无意有意，率意天籁，自成佳构。

所以，我们在欣赏于右任先生的这些题签书法时，一方面应该关注他的题签书法所表达的唯美追求，一方面更要关注他的道法自然，率意天然之奇趣，真得道君子之不易测也！

　题签虽小 实为大作

　　开创“于体”：随心所欲不逾矩

晚年在台湾于右任先生有《写字歌》，说写字之要诀是：“起笔不停滞，落笔不作势，纯任自然，自迅速，自轻快，自美丽。吾有志焉而未逮。”这首歌也是于右任先生自己对书法的终极觉悟。至此境界，则会将胸中、笔下之积淀于下笔之一瞬间自然涌泄而出，“自然”、“迅速”、“轻快”、“美丽”。虽然绝不刻意作书，而其所成之墨迹一定是活笔、活势，是率意无意之翰墨至宝。

于右任先生题签书法，无论笔法运用，字形夸张变形，都到了一种全新的书法境界。从笔法分析，篆、隶、楷、行、草自然融和为“于体”，随心所欲不逾矩。从结字字形、体势分析，更是他的行草结字中求新求变的“反结法”的大量自然践行。我在分析先生行草书时已举过一些早期书作例子，近几年又见到许多朋友对于右任先生晚年书法此类作品甚感兴趣，略加排比选字分析的确有百态、百势、百面、百神之感。选字分析，先生在运动中行笔，如风行水上，自成涟漪，“一波三折”活笔动势而成活字。读1962年日记，我们会发现先生使用毛笔和使用钢笔其细笔点线与斜曲之结字正相一致，毛笔钢笔的界限也打通了。

“虽为小题，实为大作”是于右任先生题签书法的第五个重要特点。

1948年，第一届国民大会在南京举办竞选之时，别人用金条拉票，而于右任先生却用纸条子拉票——他写了近2000幅“为万世开太平”的条幅。这是小幅，也是大作。他还手书“为民前锋”等书法小品赠人，是小品，也是大作。历年来有摄影家为他拍照，美髯翁也将放大的照片题字送友人，是小题，也是大作。特别是1960年他80岁生日时，著名摄影大师郎静山先生为他拍了十分潇洒的长髯玉容，他洗印许多照片题赠友人。据跟随于右任去台湾的甘肃冯国麟先生回忆：于右任先生是年是时想起了他不能忘怀的曾受到他激赏与资助的西北才子霍松林，问“有无消息”，并将亲题照片，托冯先生能回大陆时转交霍松林。霍先生是我恩师，这张照片得霍老同意我进行了翻拍。这些仅有上下款的几字之中，应当是先生怀旧之作，笔精墨妙，件件有情，件件精彩，更是小题大作之典范。

于先生题赠他人之小品，可谓件件精绝。“为民前锋”体势以魏楷为框架，扁方而重心低下。第一字体态大而笔力厚，管领整幅章法。第二字略小，第三、四字渐大渐宽，托住全幅。章法疏朗，气息贯通。大气贯注，小品不小。“开拓光明时代”、“青年园地”、“满座春风”、“美洲画报”、“博施济众”等，也都是小题大作，各具特色。

于右任先生尚有题画之作亦堪称“小题大作”。1932年，于右任先生在南京为徐悲鸿题画马“骏马如青年，飒爽腾奇气。何以策长途，伏枥有老骥。”此时是先生行楷书法以北魏楷书为基础创出自家面目的时期，其磅礴大气、强悍的尚武精神正在笔下流淌。其诗与书正合悲鸿先生之画境，堪称珠联璧合。1949年赴台后，于先生尚有1958年用标准草书为《三犬图》题赠“上海日报内销三周年纪念”，章法参差错落。并用标准草书“题十七岁师大附中学生陶天林画马”，并引用杜甫名作《丹青引》中名句“一洗万古凡马空”，殷切鼓励后学，与当年题徐悲鸿画遥相呼应。岂无缘乎？